二十三，墩圩老乡第章精神食粮与馒头的较量 （之二）
这就让我们一个寝室的人都有了几许不安，几许拘谨，几许郁闷。
气氛果然不一样了。
一进寝室门，就看见寝室里的墙上，多了一张标语。是毛笔手写的语录：“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
这是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文中按语里说的。
字很工整，也很漂亮，是岳书记身边那位姓张的秘书在白报纸上书写的大作。
之所以说是书写，因为它不是书法，也不是在宣纸上写的，是用毛笔在白报纸“画”出来的，只能归为美术字。
这条语录不请自来，贴在墙上。
我心想，这话就叫蒙人。我们来在农村、农场，无非就是干农活，能有什么作为？别说大作为，小作为你都作不成。
葛队长给岳中林书记准备了一间单独住处，但他不住，他坚持要和知青农工住在一起。在得知我们三班的人思想最落后，纪律最散漫后，岳书记主动提出要和我们住在一起，要带领我们学习思想，学雷锋，要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。
我们的领导们从来没有忘记走群众路线，从来没有忘记教育、管理群众。
不知唐宋元明清那时节，官员不跟群众打成一片的时代，群众是怎么活过来的？
我的第一个反应，就是这位岳书记是很“革命”，很“厉害”。
孟先生评价是，做走群众路线的表面工作，沽名钓誉。
多年后我重回大圹圩探访故地，当年七队的好友周颂平告诉我，有次岳书记去七队，在大食堂吃饭。当时正是收获红薯时期，自产自销的红薯很便宜，大食堂的饭桌上有许多被人丢弃的红薯头。他亲眼看见岳书记近来后，默然将别人丢弃在饭桌上的红薯头集中起来，全部吃掉。
周颂平说，不管岳书记当时是作秀，还是本能，他当时都被岳书记的举动感动了。
周颂平为自己的浪费粮食，感到羞愧。
文化大革命中周颂平是保孙反岳派的，他的话应可信。
当时我们场部官方发出的声音，是岳书记要学习焦裕禄，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，他就是大圹圩农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。
后来在一九六六年的《中国农垦》杂志第六期上，有篇名为《大圹圩是个好地方》的文章，副标题就是：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岳中林书记。
作者是党委秘书秦甫诗、办公室干事纪凤洲二人。
场党委书记，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大官了。
岳中林当时四十出头，高高的个子，很清秀，不像是带兵打仗出身的人。
他是河北涉县人，大军南下干部。
解放初他在大别山太湖县一带剿匪，是游击队队长，五十年代担任太湖县县长、县委书记。因推行刘少奇路线被冷落，于六十年代初调到龙亢农场任党委书记，现在又调到我们大圹圩农场任党委书记。
当晚，我们在寝室里很憋屈，黄色小调也不敢唱了，荤笑话也不敢讲了，牢骚也不敢说了。
岳书记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一下就打得我们浑身不自在。
气氛很尴尬，早早睡觉。
年轻人瞌睡大，第二天我们醒来，人人都发现自己的脸盆已经打满了清清的洗脸水，有牙膏的人甚至牙刷上牙膏都被挤上了。
我没钱买牙膏，一直是用盐刷牙，但我的牙刷上也有牙膏。
不用说，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出来的，也是岳书记学习焦裕禄、雷锋精神学出来的。
岳书记不会将别人的牙膏挤在我的牙刷上，只能是他自己的牙膏。
惭愧，我因没钱买牙膏，已很久没用过这个奢侈品，久违了。
一霎时，我很感动。
岳书记这样干，老场长孙家禹也不甘寂寞。
孙老场长实际，他派人送吃的下田，给栽秧的农工们免费送馒头。谁完成栽秧任务，谁就能得到一个大大的白面馒头。
吃不饱饭的年代，这一手刺激啊。
馒头鼓舞人心，栽、栽、快栽，栽完秧就可以领到不要钱的馒头！
岳书记带来的思想，在老场长的白面馒头面前，黯然失色。
大家热爱馒头，并不稀罕思想，对思想，人们是表面热爱，因为不敢不热爱。对馒头，大家是从内心热爱，因为生理需要。
学习焦裕禄的岳书记，没有送馒头的老场长受人欢迎。
文革中，孙老场长给知识青年送馒头下田，被说成是用物质刺激来抵制毛泽思想，成为他无法抵赖的反对的罪证。
这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上层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暗流在涌动，更不能预料到这种斗争的惨无人性。
应该说，党委书记岳中林是热爱思想的，老场长孙家禹是拥护思想的，结果，他两人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被思想打翻在地。
“文革”中，党委书记岳中林被造反派运用思想，打成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老场长孙家禹则被打成走资派和“残渣余孽”。
俩人都在文革中受尽迫害、凌辱，几欲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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