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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,法定假和废除分饭 (之一)


十一、法定假和废除分饭

        对吃不饱,工资低,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的社会现实,大家都习惯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除了埋怨生活艰难,命运不济外,从不敢质疑如此贫困的社会根源,更不敢质问政府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对报纸一直宣传的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,是苏修逼债、自然灾害造成的话深信不疑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使有什么疑问,也不敢说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无情的事实是,你一旦打算弄清楚一些什么事情,你就步入了险地。你一但将对现实的不满,诉说出来,就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犯罪证据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几年前历历在目的“大跃进”造成的灾难,报纸不说,文件不说,你就不能说。上面说是“失误”,你不能说是“错误”。你只能理解、体谅这些“失误”,而不能批评、指责这种错误。这是政治立场问题,否则,你就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。

       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我们对“大跃进”的错误和恶劣后果,还是讳莫如深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,大家都有这个常识,知道对工作累,吃不饱,工资低,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这种事,大多数人有意见也不敢提的,因为提也没用。弄不好,你就成了“落后分子”,是和党组织离心离德。

       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
        故大家在公开场合,言谈不越雷池一步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大家对星期天不放假意见很大。

        星期天是法定假日,总场坐办公室的干部们,都是星期天放假休息,不上班。

        却蛮横规定我们工人一个月只放一天假,星期天不放假,凭什么?

        这明显违反了国家的法规。

        工人们,尤其是我们知识青年,对星期天放假的要求比较强烈,对如此剥夺我们工人休息的权利,意见很大。

        按说有意见可以向领导提。

        王书记虽然是领导,但他是分场领导,我们工人够不着。我们工人的领导是班长,我们有意见只能按组织程序在班长面前提。由班长将我们的意见,逐级向工会主席汇报。然后工会主席再将班长们的意见集中起来,汇报给党支部王书记。

        提意见的结果会如何,要看王书记怎么说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时都说,我们工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,有主人翁的地位。可我们这些主人翁们,连在国家法定假日期间休息的权力都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不能在法定假的假日里休息,法定的不算,他们当领导说的才算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对此很不满。

        为法定假日不放假的事情,有几个班长愿意为工人说话。他们在一起找到工会主席,向他提出要求星期天放假的事情。

        工会主席听明白他们的意思后,当即就将他们的意见顶回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工会主席连连冷笑,不容置疑地说:“不行,你们简直是异想天开!星期天都不干活了,要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?不行!”

        一个农场分场的星期天放了假,会造成多大的“国家损失”?

        可是,在摘几个海椒就是破坏人民公社,发几句牢骚就是思想反动的大环境下,班长们哪敢依法指出他讲得不对?

        工会主席还有一套他自己理论,他对前来提意见的班长们侃侃而谈:“你们虽然是工人,属于工人阶级,但农场的工人是农业工人,不能跟城里工厂的工人比。你们要向人民公社社员看齐,农场是农工,要向人民公社的社员学习。我们种庄稼有季节性,时间性。纺织厂的棉纱不织布,放多久还是棉纱。庄稼老了,不收割就会烂在地里。能一样吗?星期天决不能放假,你们见过公社的社员过星期天的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幸亏他还没说人民公社的社员连工资都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 工会主席这种理直气壮、强词夺理地不准我们在法定假日休息的规定,既不尊重法律,也不尊重规章制度,更是不尊重人权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是仰仗着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。

        班长们当然不敢跟工会主席理论,更不敢顶撞。

        官大一级压死人,没办法,他们只能心怀不服,郁郁而归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都明白,也不需要再越级向党支部王书记反映了,因为工会主席就是王书记本人兼任。

        周扒皮想叫长工对干活,是偷偷摸摸半夜学鸡叫。我们场里的领导是明目张胆违法乱纪,轻点说是带头违反规章制度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圹圩农场工人要求星期天放假的正当要求,或者说这一维权斗争,持续了十年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圹圩农场在一九六九年改建成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后,星期天不放假的这一蛮横的违法规定,仍然得不到纠正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广大工人长期愤懑的强烈要求下,才于一九七四年秋,由建设兵团九团团党委被迫纠正,极其勉强地宣布执行星期天放假制度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,由于我积极支持、带头为兵团战士争取应有的福利和权利,团党委的主要领导,对我恨之入骨。

        团政委多次找我谈话,软硬兼施,要我和团党委保持一致,不要站在工人一边,我不为所动。最后,团党委来个秋后算账,要求师部派工作组进驻三连,专门调查我。几次整我、欲置我于死地。

        此为后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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